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分析过，西方国家早期的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基本群众的消费不足。
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仅仅是富国消费需求减少影响出口，就马上使得生产过剩供过于求，需求的作用大于货币紧缩，物价马上呈下降的趋势，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变成了贬值的压力。07年我国以回收2000亿美元流动性为目标，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的实效和相关性尚值得研究。
把美国已不多的实体经济高资本投入的钢铁业也打败了。其中就有两高一资产品企业有通过银行热钱减少的汇率性转换补贴，价格越来越高，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出口竞争力强效益也好。由此出现了这种异常情况：央行假如没有热钱出口企业的倒闭，国际账户的资金不是因冷钱而流出，外汇储备早就远远超过新增万亿美元了，对冲负担更重潜亏更大。这从多年来美国的利率和我国退税变化正好每次对应、相反不可能都这么凑巧来证明。假如把大于顺差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作为热钱，那么01年就才开始有热钱，达到了240.41 亿美元，02至04年热钱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82.49%、108.14%和91.35%，相应的美国2001年1月至03年6月连续13次从6.5% 的高利率降到了1%。
财税和银行只要热钱还有一定的规模就与中小企业好坏无关，上半年状况就是最好的实践，但下半年的趋势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而我国的货币总量已决定于退税，但却尚不知道如何控制。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
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国内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纯为解释的科学性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
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
我的投诉，是国内的界线划分很不清楚，可以阐释到防碍学术思想的发展。《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
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为什么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谁那样神通广大，有本领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为什么佳座的票价偏低了？为什么台湾管制佃农的分成率，农业的产出量竟然上升？为什么中国昔日有盲婚制，有童养媳，而妇女要缠足那么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岁，我还在问：为什么问题多多，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中国，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快？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国富论》，包罗万有，既问好不好，也问怎么办，但一举成名的重点，还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那么大的贡献呢？是的，以史前辈为首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倾向于政策好不好的建议，但「为什么」一般是分析的出发点。
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
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试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
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
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
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它。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纯为解释的科学性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这与胡锦涛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
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有人从网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
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这是因为追求真理这回事，是不可以左顾右忌的。
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那是要在国内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咁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不知何年何日，有关当局能体会到，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言论自由的空间。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
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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